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其中，对普通女性的命运以及男女之间恋爱婚姻生活的描写，体现了她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关注。《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通过婚姻，逃脱了昏暗腐朽的白公馆。然而，这并不能帮助她完全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鲁迅曾把悲剧扼要的概括为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P297)，这里所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些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人类进步要求和美好品质，而“毁灭”则是指有价值的东西在特定条件下遭受到挫折、失败和牺牲。婚姻和亲情都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婚姻是爱情的升华和延续，需要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承担责任。亲情是基于血浓于水的一种不离不弃、相互扶持的感情。但是，白流苏却没有这样美好的东西。无疑，白流苏的命运是悲剧的。她的这种悲剧是男权社会影响下，女性的必然结果，而她自身的性格特点，也加速了这一悲剧的产生。

一

张爱玲对人生的悲剧性把握是恰到好处的，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意外的战争成全了她以爱谋生的计划。她最终逃离了白公馆，可冷漠的亲情无疑给她的命运带来了阴霾。美好的东西在白流苏面前一点点撕碎、崩塌，留给她的仅剩下一次悲剧性的人生。

(一)婚姻是男女两性在爱情基础上合法的自然结合，它的本质在于共同相爱、精彩的生活并延续自己的生命，同时，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白流苏的第一次婚姻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她的前夫不仅花天酒地、吃喝玩乐，讨了两个姨太太，还毒打她，流苏的生存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不得不与之离婚。和范柳原的相遇是流苏命运的另一次契机，她懂得利用残剩的青春为之一搏，并最终成为了柳原的合法妻子。这样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仍是掩饰不了流苏命运的悲剧性。

首先，流苏在与柳原的交往中并没有平等地位。流苏是个离了婚的年近三十的女人，出身于一个穷遗老之家，她唯一有的就是几分姿色，而这份姿色是需要靠男性社会的认同才有它的价值。去香港是范柳原的安排，白流苏想试一试，“在这个偶然遇到的男人这里试一试她的力量，看她能否用自己的未逝的青春取悦于他，让他喜欢她”[2](P335)。在与柳原的交往中，流苏被众人当作范太太，是因为柳原有意当着人的时候做出亲密的样子，“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3](P170)柳原一纸电文即可把在家苦苦等待的流苏叫到香港，流苏除了愤恨自己就这样的下贱么，却已别无他法。自始至终，白流苏不能站在同范柳原同等的地位上，这是一个金钱权势和传统观念对于女性凌逼、挤压的悲剧。

其次，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表面上看，范柳原似乎更接近爱情，但他与白流苏在一起却只是因为彼此相似的命运。范柳原想要逃离令人失望的人类文明，回到自然和原始中，“他和流苏是一对无力掌握自己命运方向的软弱无力的可怜虫。由于这种类的相似，使得范柳原千方百计的要得到和流苏在一起的机会。”[4](P110～111)范柳原是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而却无意于家庭幸福，“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5](P147),可见，柳原是没有纯粹的爱情动机的。白流苏的目标是经济安全，所以，她是更没有纯粹爱情动机的，她只是强烈的想获取生存保障。“女性通过婚姻获得一张长期饭票成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奋斗的终极目标。”[6](P411)白流苏在香港见到范柳原，目的很明确，就是结婚。范柳原一针见血的指出流苏不爱他，从这个意义来说“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3](P168)，尽管范柳原的话语有些刺耳，但却是着实戳到了流苏的痛处，流苏除了结婚以外没有任何爱的念头。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到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及到心灵”[6](P411)。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意在求生，以此为基础的婚姻难道不是另一个无爱的牢笼吗？

倾城覆灭时获得的真心只不过是荒凉中的一点依靠，而不是相爱之心。连柳原都取笑他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而没有时间“恋爱”，结婚后，柳原把他的俏皮话说给旁的女人听，留给流苏的那点怅惘，难道不是这无爱婚姻的一种征兆？所以，白流苏的婚姻是充满着悲剧意味的。